一个社区居委会挂27块牌子无疑过多过滥，但具体到每一块牌子，挂牌单位很无辜，社区很无奈，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法学专家秦前红认为：挂牌相当于一种隐性授权，政府职能部门社区挂牌意味着公权力转让，挂牌行为涉嫌违背《居委会组织法》；法学专家潘小娟认为：按现行的《居委会组织法》，社区完全可以拒绝那么多牌子和职责。
法学专家秦前红认为，按照制度设计的原意，居委会是一种基层自治组织，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但因社会治理需要，实际上已成为履行各种公权职能的最底层触角。
秦前红解释：“严格来讲，挂牌就是一种隐性授权，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挂牌，意味着公权力转让，《居委会组织法》界定居委会是一种群众性自治组织，政府职能部门这样挂牌，把权力下移或转让给居委会，涉嫌违背《居委会组织法》。”
2004年，民政部曾经组织研讨会商议修订1989年颁布的《居委会组织法》，在这次听证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小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居委会不想协助政府部门开展工作，能否拒绝？”
“我希望修订案能更加明确居委会的自治组织性质，在法律上更加严格地保证居委会的自主权和独立性，让他们理直气壮地向这么多牌子和下移的职责说不！”昨日，她用这个希望回答了自己的提问和记者的采访。
“就是按现行的《居委会组织法》，社区也完全可以拒绝那么多牌子和职责。”潘小娟认为，已经讨论了6年的《居委会组织法》（修订案）至今没有出台，现行的《居委会组织法》这种模糊规定的实践结果，必然使居委会成为“政府的腿和行政的嘴”。大量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应付上级安排的工作上，难免会疏于为居民服务，也难以赢得居民信任。
“按正常逻辑，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但是由于许多政府职能需要执行，而街道办很难把触角伸到每一个管理对象，社区居委会自然就成了街道办和居民之间的桥梁。所以，这种情况目前是不可避免的。”张星久认为，武锅区的现象不是个案，而是目前中国所有社区的典型代表。
“社区牌子多、迎接检查多、材料多、档案多、会议多，是中国社区建设的阶段性特征。发达国家的社区建设更多体现为社会行动，我国的社区建设则更多体现为政府行动。因而，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组织更多体现出行政性。社区牌子多正是社区行政化的外在表现。”陈伟东认为，社区牌子的多少，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有一天，社区挂的是各种社会组织的牌子，而不是行政部门的牌子，那么，中国社区建设就成熟了。
他们建议，要推进社区管理、服务的社会化，给社会组织良好的发展环境，通过引入和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并提升居民自治能力。只有当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能力增强了，政府才会从过度介入转为逐步退出社区，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