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一大13位代表出席，其中有5位是武汉大学校友——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周佛海。
⑥武大领衔编撰出版了全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大型辞书——《马克思主义大词典》。
⑦全国排名第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武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是首批国家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列入全国首批建设的世界“双一流”学科。
1920年9月，武汉主义小组在武昌成立，“党武汉支部”成员中武大校友有董必武、陈潭秋。
1921年6月初，李达、李汉俊与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磋商。决定7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1年6月，由李汉俊、李达写信通知在各地的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1921年7月23日，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会议借用的是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
在党的一大筹备与召开的整个过程中，从最初与国际代表接触，到决定在上海开会、给各地代表发通知；从把开会地点放在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到后来通过李达夫人王会悟将会议转移至嘉兴南湖，武汉大学的几位校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瘦削的身材、一成不变的中山装、老旧的黑框眼镜是这位红色教授留给后人的经典形象。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一大”中央局宣传主任，一生致力于马列主义研究，曾当面称赞李达为“理论界的鲁迅”。
李达是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1918年在日本留学时，李达就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８月，李达由日本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党的早期组织，并于同年１１月主编《党》月刊。
1927年，李达应李汉俊的邀请，来到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任教。解放后，李达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前后长达13年，是武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任校期间，李达将武汉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扬光大，形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学科优势和人才队伍优势，武汉大学当之无愧地站立于中国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高峰。
李达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教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大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对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拓荒者。
1947年，李汉俊的女儿李声䭲考入武汉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成为李家第二代“武大人”。现在，李声䭲的儿子在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任教，孙子也从该校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毕业。
李家一家四代同时与百年武大结缘多少有些“阴差阳错”。李声䭲当年考进武大时，根本不知道父亲曾经执教的武昌高师就是武大前身，李声䭲的儿子原来是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后来也并入武汉大学。
1922年，李汉俊开始在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的前身）授课。在武昌高师，李汉俊为学生讲授唯物史观、社会学史等科目。李汉俊也是我国高等院校第一位把唯物史观列为高校教学科目的教授，他的《唯物史观讲义初稿》（甲、乙）两册原本现保存在北京中国博物馆内。
此外，李汉俊并未把自己禁锢在三尺讲台上，而是积极投身于洪流之中。1923年春，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爆发。武昌高师的师生闻讯后，在李汉俊、陈潭秋的领导下，组织全校师生发表宣言和通电，声援工人，谴责北洋军阀的罪恶行径，并选派学生代表带着精心制作的旗匾，冒着生命危险慰问受伤的工人同志。李汉俊还带领武昌高师四名学生和陈潭秋、林育南、施洋等，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李汉俊也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先驱之一董必武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1920年，李汉俊与陈独秀发起组建了中国第一个主义小组——上海主义小组，并于次年出席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30日晚，一大的代表们正在开会时，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有长期秘密工作经历的国际代表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敌探，并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包围并进入会场。当法租界巡捕搜查时，李汉俊发现会上起草的党的文件正压在桌上玻璃板下，他一面用法语与巡捕们交谈，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一面机智地用身体挡住桌子。这样文件才没有被发现，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的发生。
李汉俊是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家、思想家之一，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他指导武汉成立了湖北首个主义小组。他参加编辑的《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影响了包括、、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青年。
参加“一大”的代表，都是来自学堂的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虽出现过这样的军队统帅，却只有一人以战士之勇持枪作过战，火线负过伤，那就是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陈潭秋。
陈潭秋的五哥陈树三曾对陈潭秋说：“你的名字叫陈澄，就是要澄清浑浊世界的意思，你长大后，要努力去澄清这个世道。”事实证明，陈潭秋听从了哥哥的嘱咐，在那个国步维艰的时代，他凭一身正气和满腔热血，予浑噩世道以理想光明。
陈潭秋是最早在武昌高师活动的党员，也是武汉地区中国党早期组织的发起者之一。1915年，陈潭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五四运动时期，陈潭秋带领武昌高师同学，上街、演讲，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并在之后赴上海交流经验时，结识董必武、李汉俊等。
1921年，陈潭秋与董必武被推为武汉主义小组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见证了中国党的创建。
陈潭秋为武汉的主义运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23年，他参与组织了京汉铁路大事后遭通缉，转赴安源从事职工教育。1924年秋潜回武汉，组建武汉地委并担负领导。1925年1月，他与项英代表湖北组织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四大”会议。“五卅”惨案后，他与董必武领导武汉各界举行万人反帝爱国。
“珞珈之山，东湖之水，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1963年给武大校庆的题词，镌刻在樱顶之上的石碑上。
时间回溯到20世纪初，正值壮年的董必武面对贫弱的中国，选择成为一名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其为战斗的光辉一生。
董必武于1919年在上海相识同乡李汉俊后，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1920年，董必武与陈潭秋二人负责武汉主义小组组织工作。他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当时的国情进行分析后，一致认为中国“要，要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制度”，首先“要唤醒民众”。于是，他们开始设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深入工人调查宣传，做群众工作，寻求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道路。1921年，作为武汉地区小组负责人，二人被公举参加一大，成了组织成立的发起人与见证人之一。
周佛海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信仰主义，发表过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作为东京小组的代表被邀请参加一大。后来，投机思想很重的周佛海思想不再坚定，与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走上了另一条路。